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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心上校”日入万元?上海的团购热潮还能持续多久?

发布时间:2022-05-09  分类:体育热点  作者:seo  浏览:1986

凌晨5点半,手机闹铃响了。揉揉眼睛,刘涛挠了挠手机屏幕,打开丁咚购物App,选择了蔬菜、肉类、豆制品、乳制品,点击“结算”,进入“现在支付”页面,然后开始等待。5点59分,刘涛开始快速点击“现在支付”,提示“前方堵车,请稍后再试”或某商品已被抢光。刘涛快速点击“返回”或“重新加载”继续之前的动作。6点07分,刘涛终于成功完成支付,抢到了一周内唯一的一道菜。本来他托运了200多元的商品,最后只成功支付了40.9元。此后,直到晚上,当他再次进入丁咚平台时,系统提示“当日运力已满”,每个类目几乎所有商品都显示为“售完”或“正在补货”。

这次疫情爆发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这样的循环是很多上海市民的日常。大家在业主中讨论丁咚、盒马等平台抢菜的秘诀,成功的人不多。4月10日左右,刘涛几乎有10个微信团购,包括蔬菜、牛奶、猪肉、鲫鱼和海鲜。一般50到100份,下午分组送。

调控之下,社区团购的出现,解决了很多上海市民买菜难的问题。近日,《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多方调查了解到,由于物流能力紧张,零售商只能减少发货次数,增加每件商品的数量。而且渠道对接、熟人经济、统一购买模式都促使社区团购成为最近上海消费者购物的主流。值得注意的是,未来封闭一旦结束,“团长”是继续存在还是消失?社区将何去何从?

社区团购火爆的缘由

团购并不是一个新词,但是自从上海关闭以后,社区团购就非常流行了。

“以前,团购只是购物方式之一。我可以去商店购买,订购外卖,并在网上送货。但是在封锁下,大家都不能出小区,不能购物。配送能力紧张,买一单都找不到人送。这时,社区里的小组开始讨论购买该单品,大家一起购买。最根本的逻辑就是抱团取暖。米、面油等每个人的基本需求都一样。一起买大单更方便,发货也有希望。”武平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上海静安一个社区的负责人蒋婷也有同样的想法。“一些年轻人在日常生活中主要点外卖。他们不仅不能在封闭期点外卖,家里也没有多少存货。通常依赖的饿了么、美团、JD.COM、天猫等电商很难发货。社区团购弥补了封闭管控初期运力紧张的问题。”

管制之下,社区团购几乎成为解决消费者需求的唯一途径。对于商家来说,社区团购几乎是唯一的销售模式。

“平时顾客可以去店里买,现在只能去网上买。而我们这个300人的店,现在只有几十个人留在店里,但是每天需要接2000多单甚至3000单,相当于以前线上订单的十倍。靠我们十分之一的人力去一个一个送货是不现实的。所以只能调货。有些东西不是单个卖,而是整箱卖。消费者购买整箱商品后,我们一次性发给他们。一个物流其实满足了整个社区的购物需求。”上海家乐福万里店店长季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在他的朋友圈里,现在都是整箱或者礼包陈列,都是很容易买到的。

“许多供应商不能单独交付每个订单,但同时,许多供应商有销售需求。我所在的小区70%的居民都是中老年人。这类居民日常生活物资的购买渠道不是电商,而是小区周边的小菜场店铺。这些超市商店几乎占社区采购商品的80%。但是在封闭期,大家开始涌向电商,电商无力承担这么多的需求。但是,原来的线下超市供应商找不到销售渠道。此外,居民没有购买渠道。在这种背景下,双方需求对接,以社区团购的形式消化供应商的货物,也就是把过去菜场、超市的销售渠道转移到‘头’上。“在蒋婷看来,社区团购火热。第一,居民确实有需求;第二,原来的供应商需要一个分销渠道。两者的结合,在封闭管制时期,促进了社区团购的发展。

一位来自上海嘉定南翔某社区的志愿者告诉记者,据他观察,疫情发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都要在一个单元楼里运送10~20件左右的丁咚货物,一个单元楼里住着近百户居民。家住上海杨浦的吴佳斌和几个小伙伴成立了一个团购项目组。作为“团长”,他通过制定策略和细分流程,在4天内完成了2000份居民订单。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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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长”为何比“正规军”强?

虽说理解了封控之下社区团购对于上海消费者的必要性,但为何“团长”的重要性会超过一些专业的电商平台管理者?

这就要从此次社区团购的商业模式说起了。

第一财经记者采访了解到,一般的团购是大家拼单购买,但不一定保证购买规模有多大,也未必集中在一些基本品类。但封控之下的社区团购可以保证足够大的量,且大部分居民的购物需求基本一致。这就有了很大的统一性,且需要一个团购的领导者来对接所有事宜,那就是“团长”。

“现在社区团购的基本模型就是‘团长’来统计大家的需求,且集中在一些品类,然后由‘团长’和相关工作人员一起来进行比价,得到大家的认可后进行统一采购和配送至小区,‘团长’来进行点货、分拣和分发,最后还有货款的结算,如果想要做得更专业的话还可以设立信息反馈机制。我们的社区团购就成立了一个项目组,分为渠道组、楼栋志愿者组、统计和财务组、物资分发组,统筹管理组以及数据分析组。大家各司其职,相当于一个企业的项目管理模式。”吴嘉斌对第一财经记者描述道。

而在这样一套采购流程中,“团长”至关重要,封控之下,“团长”能做到的事是一些电商“正规军”难以做到的。

“在物流紧张的情况下,商家不得不节省物流成本,所以从原先的一位一位送变成一个个小区送,可以理解成‘to C’销售转向了‘to B’。而在这个过程中,就需要一位组织者,将每位消费者的需求统一起来。到了小区内部,物流的‘最后一公里’甚至‘最后一百米’必须打通,‘团长’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生鲜商品的线上化是各个消费品中比例最低的。疫情期间,原先线下的供应商、线下的消费者需要被对接起来,消费场景从菜市场、超市等转化到了线上,而其中的对接人就是‘团长’,他们替代了之前线下经销商的工作。”一位生鲜电商平台从业者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可见在封控之下,谁能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谁就掌握了一定的主动权。这一点,“团长”可以做到,而一些电商却未必能做到。

“叮咚、盒马卡在骑手资源上。”一名“团长”表示,电商平台依靠骑手完成物资从配送站到小区的派送,疫情期间只有部分骑手有通行证,许多骑手在小区里面难以出行。

公开信息显示,叮咚买菜在宝山片区原本有29个站点,覆盖约1000个小区,正常情况下,每个站点30~40人,日均单量不低于2000单。4月1日浦西封控后,宝山区15个站点关闭,每个站点出勤人数仅20个人,每天接1500单就已经满负荷了。以此简单计算,封控前叮咚买菜宝山区日均配送量大约为5.8万单,封控后日均配送量为2.1万单,运送量降低了50%以上。加上不同片区资源分布不均,宝山很多区域都覆盖不了,明显满足不了用户需求。

“团长”们则通过社会资源找到有保供文件和通行证的供货商,凭借组团形成的大额交易量与供货商直接交易,省去中间商环节。在接到同一个片区多个小区的团购需求后,供货商开着自己的货车把物资挨个运送到各小区门口,小区物业和志愿者再分发到各个单元楼和住户门口。简单来说,叮咚等电商平台往往是卡在了”最后一公里”的运输能力,反过来也制约了他们拿物资的能力。社区团购回到一种较为传统的模式,没有电商平台那么精细高效的分工,但因为物流通畅,反而能够保障物资送到居民手中。

此外,封控之下的社区团购还具有“熟人经济”和以需定供的特点,相比较其他电商平台,“团长”更具有这方面优势。中国文化管理协会乡村振兴建设委员会副秘书长袁帅认为,“团长”有些是社区小店店主、宝妈等自由职业者,“团长”的优势,一则在于熟人社交,降低获客成本,二则以需定供,减少库存积压。社区团购中“团长”在寻找供应商或者开团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找到可控的、优质稳定的、靠谱的供应链。团购的集单模式,决定了不需要配置大量的终端配送资源,但自主可控的物流系统,仍然是必需品。

“良心团长”大战“黑心团长”

在社区团购火爆,“团长”掌握了流量密码后,又出现了新问题——“团长”的素质良莠不齐,有“良心团长”也有“黑心团长”。

蒋婷所在的小区,由于老年人较多,即使在4月中下旬运力逐步恢复后,不少居民因为不擅长使用电商平台下单也依赖社区团购。于是,”良心团“逐步淡化后,小区里也出现了”黑心团“。

蒋婷表示,小区年轻人组织的团购在前期已经跑通了整个流程。为提高效率,她所在的小区在4月初用一周时间划分了组织架构。决策群负责与居委会对接,同时由10位居民负责团购商品的审批,审批内容包括供货渠道(只选择有资质的供货商)、团购品类(易变质的商品不团购)、团购价格(部分供应商会根据预订数量有让价空间)等。

审批通过后将商品先转发到楼代群,然后由楼代表转发到各自的居民群中,楼代群指每幢楼的楼代表(居民群的负责人)所在的群。蒋婷表示,由于这一架构,小区的成团率很高,团购商品基本都能达到300份以上的数量,没有成团的困扰。此外,决策群会不断拉入有货源的居民,在通过后由该居民成为“团长”负责与供应商对接。

在“团长”佣金问题上,蒋婷表示,回扣问题是因为供应商的不正规所导致。“正规的供应商,包括山姆、光明、金龙鱼这些,它不会有这种‘潜规则’。大品牌是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出现的。就像光明在全市都是统一价,消费者知道它的底价在哪里,团购的价格在哪里。”

正规供应商也在管控“团长”回扣问题。“山姆很明确要求居委会给团购发起人盖一个证明,团购发起人要提供身份证和名字,承诺给小区所有的团购不会赚任何1分差价,一定是原价团进来原价卖给居民。越小的公司或者越小的渠道,差价就会越大,就越有猫腻,大公司都会很透明,因为其自己也会担心有风险。如果‘团长’进行倒卖对于品牌也是有损害的。”蒋婷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随着4月中下旬电商运力的恢复,小区的社区团购意愿有所淡化,此时一些“黑心团长”开始出现。

“到4月下旬的时候,那些小商贩已经回过味了,店里可能会有些库存,或是小商户有一些进货渠道。小区有人曾在4月下旬推出了小养面包的团购,官方团购价为72元,小区‘团长’售价为99元,一单净赚27元。这一价差在小区引发了争议,有小伙伴在大群里揭穿他,他说进货商就是99元,他没有赚差价。小伙伴就说‘你敢开99元我就开72元’,然后就把72元的链接开出去了。结果开72元的小伙伴联系的供应商就给他发微信,说你这个团不能给你开了,因为你的价格影响了其他‘团长’的价格。”

蒋婷算了一笔账,“我记得小养面包卖掉130多份,粽子卖掉一两百份,如果每个差价都算25元,日入万元不是梦。”

为了回击“黑心团长”,小区的年轻人近期再次开团,和“黑心团长”发起同品类但价格更低的团购。

在此前举行的上海市第152场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彭文皓表示,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根据市民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制定发布了《关于规范疫情防控期间“社区团购”价格行为的提示函》,或将进一步遏制高价团购现象。

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到,为了让社区团购更规范化,目前不少小区对于“团长”和供货商都采取了较为严格的管理,比如需要双方提供相关资质、企业证照等,“团长”甚至还需要签订承诺书等,以防止加价或不规范的二次倒卖等行为出现。

“团长”会继续火爆吗?

随着上海复工复产的展开,过去1个多月以来保证人们生活的社区团购能继续热闹吗?

不少“团长”表示,目前是因为封控之下购物的需要,一旦未来解封,那么居民们可以自己到店购物或通过正常的网购来单买,并不一定需要社区团购。随着大家对商品的需求不再是简单的米面油,而是升级到甜品、火锅和其他日用品后,一部分“团长”也很是疲惫,因为众口难调。

张甜每天就睡4~5个小时,白天在全天回信息或者语音通话中度过。“有一次订单没能按时到货,这时群里分成了两派,一派人要求退款,一派人又愿意等,把我夹在了中间,有些人的态度也明显不好。‘团长’和店主之间的一个很大的区别是,店主面对的是个体,我定向解决一个人的售后就好了,‘团长’是面对整个群,大家的想法不一样,就比较难去解决和处理。”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洪勇认为,封控解除之后,“团长”还是会存在,但作用会大大降低。“团长”是一个比较松散的组织。封控时期人员不能自由流动,一些对于互联网技术较为了解并且热心的人投入到社区团购中。封控解除后,相当一部分“团长”将重新返回自己的工作岗位中。社区里仅有的专职“团长”数量将会减少,专业程度也会降低。

“疫情退却之后,很大一部分团会解散,会逐渐失去活力。因为临时‘团长’是要回归自己的正常工作和生活的。”福建福牛供应链有限公司负责人林聪告诉第一财经记者,由于基数几何倍的扩大,大浪淘沙后优质“团长”会留下一部分。与一般电商平台相比,社区团购一方面可以聚集到大量订单,利用薄利多销效应,商家愿意降低商品价格;另一方面可以节约“最后一公里”的配送成本。

对于社区团购在疫情之后的发展趋势,林聪认为一定会经历一波洗牌,规模较小、品质较差、售后问题多的团购会逐渐退出,精品团会迅速崭露;品牌方会更加重视团购市场的建设,知乎、抖音、小红书等“种草地”应该会引入“团长”模式;相关监管会日趋完善,各个“团长”将针对商品做好审核,提高服务质量。

“社区团购未来怎么走,和其做什么以及怎么做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还是把它当成是资本的游戏,通过流量玩法去垄断之后再赚钱,这种模式肯定是走不下去的。能否抓住此次‘意外走红’的契机和社区团购消费习惯养成的节点,延续和留存用户习惯,设计出可以长续的服务,才是社区团购企业应该当下要考虑和深化琢磨的。”袁帅认为。

(文内刘涛、吴平、蒋婷、张甜均为化名,文内图片摄影:任玉明)

标签: 团长  团购  上海  社区团购  刘涛  叮咚买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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