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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就业还算“灵活”吗?

发布时间:2022-05-02  分类:铜陵新闻  作者:seo  浏览:3583

“没有轮班,没有老板,没有约束。”这应该是很多人向往的工作模式。自从优步打出这个招聘司机的广告语后,很多零工经济公司都用这个广告招聘零工。

“我宁愿送饭也不去工厂。”张舟是坚持这一理念,加入外卖大军的无数成员之一。他出生于90年代。从两所建筑大学毕业后,因为不想在工地生活,不想创业,不想送快递,他最终选择成为一名外卖骑手。随着平台经济的兴起和新生代劳动者对灵活自由工作伦理的重视,灵活就业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

根据国家统计局今年年初公布的数据,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达2亿左右。灵活就业不仅涵盖家政人员、餐饮服务员等传统服务行业的零工,还包括众包外卖骑手、网络出租车司机、网络主播、游戏培训等新型商业平台的零工。灵活就业的兴起不仅影响了经济形势的变化,也影响了企业对灵活就业的需求和部分劳动者对灵活就业的追求。

《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鼓励个人利用社交软件、知识分享、音视频网站等新型平台就业创业,促进灵活就业和副业创新。一方面,灵活就业被视为就业市场的蓄水池,为低收入人群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是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途径。这也意味着对传统就业模式的挑战。零工脱离了传统的就业模式,也面临着保障不足、不稳定性增加、经济风险加大等困境。

去年7月,多部委连续下发文件,要求加强平台零工权益保护,如加强职业伤害保障,重点关注旅游、外卖、即时配送、城市货运等行业的平台企业。如何维护零工的权益正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零工经济不再是二级市场的边缘

断断续续送了两年。他曾经有一个在工厂工作的朋友。虽然他有社保,但他觉得自己像个动物。没有休息的机会,没有尊严,一天只能上一两次厕所。张舟说,‘进厂就像坐牢。就算我再落魄,我也不会考虑。“他快30岁了,很难找到一份稍微有点门槛的技术类工作,而外卖的门槛相对较低。他也送过快递,但在一次随机罚款和极低的单价后,他选择了当时单价高、相对灵活的外卖工作。

张舟的选择不是唯一的。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与人力资源学院院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背后是劳动力从传统制造业向服务业流动的趋势,尤其是平台类岗位。“零工经济不再是过去边际的次级劳动力市场,而是初级劳动力市场,甚至是主要的就业方式。”

根据国家统计局近年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农民工从事第二产业的比例从2013年的56.8%下降到2020年的48.1%;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口比例从2013年的42.6%上升到2020年的51.5%。

灵活就业的兴起与中国劳动力产业结构的转变密切相关。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孙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曾被称为世界工厂,主要出口廉价劳动力。但随着过去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南亚、印度、非洲等地转移,过去留下的大量劳动力转移到其他产业。

从去年年底到今年1月,赵娜做了一段时间的家政工人。高中毕业后,她没有上大学,而是开始工作。几个月后她辞职了,因为她要熬夜做普工。此后,她一直从事家政钟点工的工作以维持生计。意大利发基

兼职经济作为‘就业蓄水池’,是正规就业的补充就业形式,也是承担实体经济就业状况不佳的手段。从这个角度看,国家政策应该支持灵活就业的发展。

灵活就业兴起的另一个背景是企业采用的轻资产管理模式。斯米勒说,企业管理的目标越来越多地是在金融市场上获得高市场价值,希望避免工人因素对企业绩效的约束,争取灵活的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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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给灵活就业带来了什么?

与出现在公共场约车司机等出现在公共场合、备受关注的工种相比,平台家政工人更加隐蔽。由于家政往往停留在单个家庭,其社会可见度较低。

刘芬是一名70后平台家政工人。四年多前,她加入了一家互联网家政中介,成为了一名小时工。她每天早上8:00到晚上6:00接单,小时工单分为2~4小时,每小时50元,平台7元。经过四年的积累,她积累了一批老客户,每周有五天固定客户。这使她的工作更加稳定。

虽然以前没有家政经验,但经过三天的培训,刘芬还是成功成为了家政工人的一员。她向平台支付了1000元押金,并获得了一些工具。除了周二的休息,她每周都会在方圆7公里内的社区之间穿梭,背着平台红色印花背包,开着小电驴,穿着统一的工作服和围裙。

曾经是全职家庭主妇的她,直到女儿上大学离家,才来到女儿的城市,通过零工补贴收入。中国农业大学人文发展学院副教授梁萌对平台家政工作进行了调查。她发现,互联网平台有助于家政工作者的专业化和专业化。平台的培训和管理理念有助于塑造工人在清洁和家务方面的专家形象,但也具有市场教育的功能,让人们认识到家政工作的价值,尊重家政工作者。

灵活就业,还“灵活”吗?

张林洲说:“骑手的职业周期通常只有4个月。”这导致管理者在就业期间尽可能多地下订单。

他是一名特送骑手,每月只能休息两天。即使没有订单,他也不能休息,因为他必须抓住订单:一旦下线,这意味着他将失去被系统发送订单的机会,只有高峰时段的订单数量几乎不能饱,所以他必须在路上保持随叫随到的在线状态。

当特送骑手刚入职时,新人的保护期将在200单以内计算,此时系统将优先发送近单。新保护期结束后,骑手面临订单下降的局面,不得不通过熬时间换订单量。此外,张林洲所在城市的年度单量旺季只有三四个月,疫情下订单量减少,骑手数量增加,内卷加剧,难以赚钱。失望之下,张经常在工作三四个月后匆匆告别这份高风险不稳定的工作。

在对骑手的调查中,孙平发现平台零工逐渐成为一种粘性劳动。在她的调查中,2018年至2020年,北京特送骑手比例从32.6%增加到52.8%。由于运输能力总是有差距,公司希望把一些工人变成固定工作时间的人,并找到坚持工人的方法。孙平表示,这使得平台的灵活就业呈现出去灵活化的趋势。骑手完成单量也成了赶工游戏。平台有游戏激励,累计定价,单量越多,单价越高,骑手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多工作。从2018年到2021年,外卖骑手在平台上下单的总时间越来越长。

家政行业也有类似的困难。刘芬只能接受平台的订单,不能取消。过年忙的时候,她一天能接到4个订单,每个订单之间只有半个小时,从这个家出来到下一个家,吃不下饭。刘芬的手机还配备了GPS定位系统。该平台规定,它必须提前10分钟在社区500米内打卡。未按时打卡将扣除10元。擅自取消订单的,扣除50元。

梁萌认为,传统家政工人与企业之间存在着弱合同和弱控制的松散关系,而互联网平台在保留弱合同临时和非正式劳动关系的基础上,加强了对工人的控制。与传统家政行业或其他行业的工人相比,互联网家政行业的工人处于更加被动和规范的地位。

多名学者提及了平台对零工的加强控制。平台和中介公司一方面通过站点、商圈、区域、城市、大区一整套组织模式,构建起对骑手的管理体系,另一方面通过算法与骑手互动。此外,平台还把部分控制权转交给了消费者,使其拥有评价、投诉骑手的权利,加剧了客户端和骑手端的对立。

张林洲所在的专送体系,差评会罚100~200元,投诉、被系统判定“提前点送达”、顾客收餐位置与系统定位不符、顾客“因骑手原因取消订单”等都会被罚500元。

对于骑手来说,申诉往往很难。有一次他同时接了8单,还遇上暴雨。交警让骑手减速,但配送时间并没有增加。那天,他差点出事,最后推着电动车走过天桥,超时了,餐也洒了,还是吃了一笔罚款。

张林洲还苦恼于“以罚代管”的管理模式,站点内所有的骑手总的差评率如果超过某个阈值,美团会罚站点,而这又会导致站点加倍罚骑手。

闻效仪认为,零工经济实并非像其宣称的那样“高薪”“自由”。“高薪”来自于逃避的社保成本,“自由”则只有“抢单自由”,骑手并没有“工作自由”。“对于高技术人群来说,灵活就业可以让他们在两三个月赚够一年的钱,他们是主动自由;而对于骑手、家政等低技能劳动力来说,他们需要每周至少工作6天来保证收入,实际上是一种被动自由。”

“零工经济的本质还是劳动力密集型经济。”闻效仪说,在需求大幅增长的背景下,如何保证劳动力的稳定供给,平台在其中起到大规模的组织作用,并介入到对劳动力的组织和管理中。

“由于全部劳动过程的数据可留痕,平台对劳动过程的监控会更严密,劳动者所受到的指挥和控制也会更多,相应带来的压迫感也会更强。”闻效仪认为,劳动者也面临着更激烈的竞争。例如评价体系已经是劳动者标注在个人身上的固定资产,需要通过不断的好评来形成个人名誉资产的增值。

劳动关系难认定

平台零工作是一种新的、复杂的就业形式,相应的研究和规则制定相对滞后。北京志诚农民工法律援助研究中心律师姚艳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导致了劳动关系认定标准模糊、平台权责不同等混乱。”

在真诚的研究中,需要维护自身权益的骑手甚至很难找到雇主,也无法建立劳动关系。外卖平台和大量配送商在不同程度上逃避了雇主的法律责任。

为什么无法认定劳动关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院长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前端和后端对平台人劳动关系的识别有相应的规则。前端在立法层面。劳动者与平台签订劳动合同的,直接纳入劳动法保护范围,平台与劳动者的关系适用劳动法规则进行调整。即使前端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在实际劳动过程中,平台对劳动者的管理和控制也符合劳动关系的要求,因此劳动关系也可以在司法过程中确定。

标签: 就业  张林洲  外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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